考古界2006年的最大發現，終於隨著引人爭議的拆遷開發工程而誕生。在建設過程中發掘的一宋代古墓，日前出土了包括秦檜親筆遺囑在內的一批重要文物。
新聞的報導發現秦檜遺囑後考古隊向秦檜磕頭
據未經證實的消息透露，有關文物部門已經初步確定該批文物中包括有秦檜親筆書寫的「政治遺囑」，對其生前的引人爭議的行為作了一定的辯解，並對中國知識分子(士大夫)提出了尖銳的批評。據了解，國家文物局鑒定專家和各研究機構的著名宋史專家均已雲集現場。
自稱秦氏後人的多名人士表示，將密切關注該文物的鑒定，如確定先祖罪名不實，根據疑罪從無和無罪推定的司法原則，將可能入稟法院要求取消岳飛廟中的秦氏夫婦跪像，如仍要設立跪像，則應「將跪像腦袋換為書本，代表食書不化、空言誤國的腐儒們該為中國的落後而懺悔」。
該份被專家初步認定為秦檜「政治遺囑」的文物，書寫在一塊長達2.2米、寬約50公分的綢緞上，這也是其能保持至今的主要原因。
出土該批文物的村莊位於本市郊區，早先名為麓洱，現名為壺侑，因風光優美，出產茶葉，宋代時一度是高官們的莊園。此次所發掘的宋墓，專家估計為秦氏子侄輩的墓穴，時間應在1178年(宋孝宗淳熙五年，為岳飛平反昭雪)後，秦氏此時逐漸失勢，一些身前文物成為族人累贅和朝野忌諱，乾脆採用殉葬方式掩藏。
巧合的是，隨本次墓葬發掘一起出土的地契資料表明，此地莊園基本為岳秦兩家分領。兩家比鄰，這也是宋史研究的研究的新發現之一。
據消息人士透露，初步鑒定秦檜該份遺囑作於高宗紹興十四年(1145年)，時年55歲(秦檜生於哲宗元祐五年，1090年)，即其死前(1155年)十年，岳飛含冤被殺(紹興十一年臘月，1142年1月)後三年。
秦檜在該份遺囑中，首先告誡子孫遠離政治，自己深知將「獲譴汗青」，「蒙羞萬年」，叮囑子孫在他死後萬莫貪戀祿位，急流勇退，也不可在後為他爭辯，「庶幾可得苟全性命」，並對幾個已身據高位的族人詳細指示了退出政壇的方略。專家正是據此認定此書信為家族內的政治遺囑。
據已經詳細閱讀該份文物的一位匿名專家介紹，秦檜在該份遺囑中表明自己堅信對金議和是當時的「國情」下保全家國的唯一出路，也曾經和岳飛直接探討過此問題，但岳飛表示「要為不可為之事」。
而宋高宗其實並不反對北伐作戰，因為戰爭在很大程度上令他「為江北百姓所夙夜仰望」，顯然皇帝很陶醉這種救世主的感覺。
但因為岳飛在規復舊河山之外，經常公開宣揚要「迎還二帝」，而金國也不斷在戰爭失利時派密使威脅高宗要「送還汝兄」，並不斷暗示囚在五國城的宋欽宗與岳飛有秘密來往，令高宗疑竇叢生，甚至到了「寢食不思」地步。高宗12道金牌召回征途中的岳飛，就是因為金使送來了岳飛與欽宗聯絡的「確切證據」，欽宗甚至揚言返國復辟後將清洗「老九」(高宗為徽宗第九子)的人馬，高宗因此需要和岳飛對證確認。
據了解，秦檜在遺囑中說，高宗與岳飛的晤談一概秘密進行，他也不能與聞。但事後高宗告訴他，岳飛一再表態自己只想收復北方迎還二帝，私心最多就是成就功名，待成功後願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歸田。至於帝位歸屬，岳飛表示那是「皇家手足間事」，沒有旗幟鮮明地表態。
秦檜在遺囑中對岳飛的戰功給予很高評價，認為岳飛的善戰為其議和提供相當大的便利空間，以打促談效果很好。
但岳飛有功名心，性格也比較孤僻，與人不好相處，容易招疑招忌，好多次甚至與皇帝言語不合而撂挑子走人，與皇帝結了深怨。
岳飛不大考慮高宗本人的利益，不僅和被囚敵國的欽宗有謠傳中的來往，還多次當面勸高宗立嗣
高宗本人因有隱疾(據後世醫學推斷是陽痿)而無子嗣，因此十分懷疑岳飛擁兵欲立擁立之功，犯了人臣的大忌，違背了祖宗傳下的抑武揚文的宗旨，估計也是因此引發高宗殺機，不惜破除有宋以來不殺大臣的誓言。
秦檜表示，他已竭盡全力至少保全岳雲和張憲，但高宗指示全殺，他亦無奈。同僚們在岳飛被殺後不敢質問皇帝，都來質問秦檜，秦檜也不敢和不便說皇帝的意思，只好說「莫須有」含糊應對。
據透露，秦檜在遺囑中激烈指責中國知識分子(士大夫)空言誤國，「不知兵而好言兵事、不知國而好言國事」，以為慷慨激昂就能救國救民，更以為說過就等於做過了。自己不挑擔子，還好以大帽子壓人，政府只要提出金國議和，就會被指媚外，而戰爭需要大量積累，需要「暫息兵戈勤稼穡」與民生息。秦檜說自己不得不以強勢壓下這種言論，斷了不少空談者的仕途和財路~「開罪言路罪在身後」......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