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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andyni 2013-2-22 09:11

我是窮學生

我是窮學生 
文 / 馬超 
 
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著父親，他們都在等著父親講講偉大首都北京，講講萬里之外風光的我。父親還未開口，已經眼淚婆娑。他說了一句：“我們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窮的一個，讓他在那里受罪了。” 
 
我常常回憶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。 
 
【一】 
1999年高考，我考了縣里的文科狀元，被北大中文系錄取，我成爲了母校建校六十年來第一位被北大錄取的學生。1999年9月4日的早晨，日如薄紗，我和父親在北京站下了火車，沒有目的地順著人群走出車站。父子倆坐著綠皮火車，擠了十六個小時，從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，來到了這高樓大廈之中，疲憊到了極點，同時又對自己格格不入的裝束感到很不安。我記得很清楚，那天我上身穿著一件長袖的白色襯衣，上面沾滿了灰塵，領口黑黑的一層；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閑褲，有些短，把人吊著；腳上是一雙劣質的黃皮鞋。最讓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著如何，我所擔心的是手中拎著的那個塑料行李箱箱子，那是我臨出發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買的，因質量不好，在離家不到十里路的距離，就完全裂開，我父親不知從哪里弄來幾段零碎的繩子把它緊緊捆住，里面的衣服從裂開的縫隙中拼命往外擠，我擔心的就是它隨時都有炸開的可能。 
來北京上學，是我第一次坐火車，按理，第一次坐火車對那個年齡的人來說，是有些興奮的，但實際情況卻讓我一點也興奮不起來。在合肥上火車之后，我拿著自己的火車票，在擁擠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，發現座位上坐著一個孕婦。如何要回自己的座位，是我開始第一次真正處理一個問題。我怯生生地告訴那個孕婦那個座位是我的。那孕婦卻一句話也不說，像個小說家深沈地望著我一番之后，開始像一個旅行家望著窗外。面對著啞然的局面，我不知如何處理。我想告訴她我是北大的學生，我想告訴她，這是我第一次出門遠行，可我最終沒有說出口。在那片擁擠的空間中，我覺得那麽不合時宜，最后我離開了，擠到了另外一個車廂里去。 
就那樣盲目的在人群里站著，十六個小時的時間里，我連口水都沒喝上。父親比我更慘，他和一個同去的親戚被擠到餐車里，花錢買了個茶座，因爲隨時可能要換地方，他不得不扛著那個裂開的箱子在人群里擠來擠去。十六個小時我幾乎沒有說話。我在聽著旁邊的人說話，我不知怎麽插嘴，甚至說，我根本沒有想到去插嘴。我就是那樣地沈默著。這第一次火車旅行讓我到現在爲止都害怕坐火車，就像小時候吃膩的食品，一遇到適宜的場景，便排山倒海一樣從胃里湧出來。 
那時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級的時候是要到昌平校區的，校車拉著我們父子直接開到了昌平西郊偏僻的園區。經濟上不允許父親在學校逗留很長時間，父親必須要當天趕回去。一下車，父子兩人就趕緊忙著報到，買被褥，買生活用品。買完東西，父親留下了回去的車費，把剩下的錢全給了我，有三百多塊錢。中午，父子倆在食堂吃了頓飯，覺得飯菜很貴，也沒舍得要什麽菜，那算是我父親來北京吃的第一頓飯了。下午，父親要乘車去火車站。我們父子倆站在園區的那片槐樹林里等校車。等車的時候，父親說你不要不舍得花錢，該買的東西買，該添置的添置，又說了一陣諸如照顧自己，不是在家里，不要想家之類的話。接著我和父親便陷入沈默。沈默了一段時間后，父親慢慢地轉過身去，望著那長滿野草的球場，和球場遠處的樹林。我看見他擡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，過了半天，等他轉過頭來再看我，我發現他眼睛里依然殘存著晶瑩的淚滴。一陣悲傷的情緒從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湧出，說來好笑，那時我差點說出一句話：“爸，我想跟你一起回去。” 
幾年后，我在《魯豫有約》節目錄制現場，重新回憶到這個父子分別的場景，還是忍不住辛酸落淚。我知道當時我父親爲何落淚，在所有的學生里我顯得那麽弱小，穿的不像樣，買的東西也都是最簡單的。他走后，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茫茫未知的大學生活，而所有的生活費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三百多元。 
后來我堂兄寫信給我，說我父親是第二天下午趕到家的，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農業大學擺酒請客的日子，包了一場露天電影，放映員反複提到我們兄弟二人的名字。我父親風塵仆仆地趕到酒桌上，衆人端起酒杯，等我父親說話。堂兄說，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著父親，他們都在等著父親講講偉大首都北京，講講萬里之外風光的我。父親還未開口，已經眼淚婆娑。他喝了杯酒，說了一句：“我們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窮的一個，讓他在那里受罪了。”之后，泣不成聲。 
父親走后的一個多月，我是靠著那三百多塊錢過活的。 
 
【二】 
吃的很簡單，晚上的夜宵是晚飯時從食堂買的一個饅頭，簡單但過得有滋有味，我像其他同學一樣享受著自己的大學。每天早晨早早起來到操場上讀英語，上下午上課，晚上看看雜書，有時也和別人打打乒乓球。沒有課的下午，我和球友們一起去踢球，踢得滿身大汗，我還記得新生杯上的第一個球是我踢進去的，我興奮得滿場狂奔。 
爲何能這麽高興，這麽快樂，說句實話，我思想上沒有多麽深刻，像有些人說的那樣，看淡苦難，看淡貧窮，然后超越，風雨過后是彩虹之類的，我是慣了。我幸福地過著自己的大學生活，不是逃避，不去讓人對自己的生活有憐惜之感，或者說我對于這些富與貧，樂與苦根本一無所知，無知者無畏。身上只有三百多塊錢，買書，買生活用品，吃飯，洗澡，穿衣，諸如種種花銷，對此我倒沒有什麽過于拘束之感，少一分如何，多一分又如何？有些時候，井底之蛙也是幸福的。 
不久，母親寫來一封信，錯別字連篇，后來我還拿此封信，對我母親說，真看不出，你還上過高中。母親笑著說，那麽多年了，能記得這麽多字，已經不錯了。母親在那封信里說，她想跟著建築隊出去，給人家做飯，一個月有五六百塊。那封信讓我十分難受和不安，我趕緊寫信給母親，說你要真去了，我就不上這學了。母親身體不好，怎麽可能做這種粗活呢？ 
隨后，我坐車來到北大的本部燕園，在家教公司找了一份家教，每周六教三個小時，共一百塊錢。這意味著我每周有四百元的收入，我趕緊寫信給家里人說我找到了兼職，生活不太緊張了。這份家教是我大學里的第一份兼職，我付出了很多。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車往燕園趕，再從燕園坐車去西直門，走一段路，到學生家上課，中午到，在附近吃點飯，上一下午的課。 
趕回校區的校車來不及，只能從西直門，坐27路，倒345，坐了345到昌平，再坐小公共到南口，從南口到校區是一段林蔭路，我從小公共下來之后，天基本上黑透了，我要摸黑走四里路，兩邊全是果園莊稼地，路上只有我一個人，每次看到校區門口的紅燈籠，我眼都有點模糊，那種疲憊后的熟悉讓我感到一陣陣強烈的溫暖。我現在還記得自己第一次拿到一百塊錢的補課費，是多麽的高興，在西直門複雜的立交橋上，我找不到北，一半是因爲實在複雜，找不到27路車站，一半是興奮得只顧著走了。 
回到燕園后，我有了自己第一份不錯的工作，幫一家文化公司寫暢銷書。最悲慘的趕稿，是一周之內我們三個人需要寫十八萬字。我那一星期，除了上課，所有的時間都利用在寫稿子上。那時不像現在，有電腦，一切都是手寫，稿紙一沓一沓地寫完，再一沓一沓地買。白天寫不完，晚上搬個板凳在樓道里寫，六天的時間，我寫了八萬字，拿到了一筆一千八百塊的預付金。這筆“巨款”讓我興奮異常，那時手已酸痛得幾乎拿不起筷子。慢慢地我對這種坐在屋里不出去就可以忙活的兼職情有獨鍾。譬如幾個同學幫人家寫初中生閱讀的稿子，時間太緊，忙不過來，找我幫忙，我一夜寫了十二篇，篇篇通過。 
從那以后，我退掉家教，開始給自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，用在看書上，用在學習上，用在享受著我的北大生活上。我對于很多課程有濃厚的興趣，上一門《東方文明史》的課，對楔形文字的起源感興趣，北大圖書館查不到，我跑到國家圖書館去查。后來寫一篇論文，交給老師，老師評價很高。上白巍老師的《中國美術史》，我特意跑到故宮去看畫展，跑到軍事博物館里看中國油畫展，查資料，寫論文。 
是的，我像北大其他學生一樣，在學習，在努力，在收獲，只是我的方式跟別人方式不太一樣。我開始學著寫一些自己想寫的東西，大二時我的第一篇小說發表。我努力學習，每次期末考試前一個月都不怎麽睡，背誦，查資料，困了，咖啡粉直接倒在嘴里。早晨考試，買帶冰的礦泉水讓自己清醒。 
從大二下學期，我不再向家里要錢；大三下學期，我開始幫姐姐支付一部分的生活費和學費。在北大讀研究生時，我開始寫劇本。妹妹去上大學，上的是第三批錄取的本科，家里打電話來說學費很高。我說沒事，讓她去吧，有我呢！暑假我送妹妹去上學，前后給她交了一萬七千塊，給了她留下三千塊錢生活費，我說當年我是三百塊開始我的北大生活的，你比我幸福多了。我從長春回來的路上，妹妹給我發來短信，她說：“哥哥，謝謝你，爲我做了這麽多，我會努力的。”我給她回短信說：“哥這麽做，是因爲有條件才這麽做的，我只想讓你好好享受你的大學，就像當年我在北大讀本科時那樣。” 
是的，這就是我的大學生活：它讓我感激，讓我留戀。這里不會因爲貧窮而讓你止步不前，我的兩位好朋友，家境很好。現在一個去美國讀書，一個去新華社工作，再聚一起，依然笑聲不斷。 
我們沒有隔閡，我們談論的是快樂和幸福，也不會因爲你困苦對你照顧有加，一切需要你自己去實踐，一路走來，你會發現你所走的那些路，看去那麽平坦，可每走一步，其實卻是那麽艱難：這里是北京，這里有無數的年輕人，這里有無數的腳步。他們來來往往，有過陌生和熟悉，有過淚水和笑臉，有過朋友和敵人，有過醜陋和美麗。 
但當你真的把其中一個腳印放到鏡頭前，放大，放成八寸，放成十二寸，放成畢業像一樣大的二十寸。你從中發現的是基于你自己身上的一種堅韌和力量，更重要的是，從那個腳印里我們欣然發現了自己那些悄悄遺忘的微笑和幸福。 
（摘自《當代青年青春派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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